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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國的構建

 
淺議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國的構建
姜濤 河北銘鑒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
 
 
內容摘要: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學的創舉,文章分析論證了在當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構建我國的刑事和解制度的現實意義和可行性,并對我國刑事和解制度的具體內容進行了初步設計。
關鍵詞:刑事和解;現實意義;可行性;制度構建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學的創舉,始于上個世紀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縣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嘗試方案。所謂刑事和解,又稱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和解,是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談、協商,解決糾紛或沖突的一種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彌補被害人受到的傷害、恢復被加害人所破壞的社會關系并使加害人改過自新,重返社會。到目前為止,世界已擁有1200多個“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項目,其中美國和歐洲占75%。[1]構建我國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在當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刑事法學界熱烈討論、刑事司法界著手實踐的一個熱門課題。本文就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國的構建問題進行如下探討,以期拋磚引玉:
一、構建我國刑事和解制度的現實意義
(一)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求
犯罪行為給被害人及其家庭造成了傷害和損失,實施犯罪行為的加害人被判處刑罰,加害人本人和家人可能會對社會對被害人產生仇恨對抗心理,對經濟賠償也往往采取消極態度,犯罪行為給雙方家庭及社會帶來的不穩定因素,是對平靜和諧的社會關系的威脅與破壞。要實現社會的和諧,需要營造良好的社會關系,及時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社會對抗,將被犯罪行為破壞的社會關系予以恢復。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終目的就是兼顧加害人和被害人合法利益的雙重保護,修復被犯罪所破壞的社會關系,這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需求是一致的。
(二)順應了司法改革的潮流
  刑事和解制度順應了刑罰目的從報復、懲罰到更加理性的教育、挽救、修復的司法改革潮流。過去傳統上我國的刑事司法以犯罪嫌疑人為核心進行,對被害人權益關照不足,而刑事和解制度則彌補了這一不足,和解在犯罪嫌疑人的主動配合下展開,它不僅關注矯治犯罪人的行為(不論是法官還是檢察官,都應該清醒認識到,被告人自己主動接受懲罰,真誠悔罪,才是最有利于對其挽救改造的處罰),而且關注保護被害人權益,彌補被害人的創傷,使被害人在接受犯罪人的真誠悔罪和補償中得到精神利益和物質利益的雙重修復 。
(三)有助于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刑事案件逐年上升,尤其是近幾年來已經達到每年300萬件[2]。司法機關的工作量非常大,從公安部門偵查,檢察部門審查,到法院審判,再到刑罰的執行,這一過程走下來不但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且對犯罪人教育和對社會關系的修復效果并不理想。刑事和解作為一種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盡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階段介入,起著訴訟程序繁簡分流的作用,它快速、合法、有效地解決大量輕微刑事案件的責任歸屬,使案件免于進入正規的司法程序而減少了訴訟環節,節約了司法資源,提高了訴訟效率。據北京市朝陽檢察院統計,在適用相對不起訴處理輕傷害案件的過程中,包括公安機關偵查和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在內的平均辦理時間縮短為90天。[3]
三、構建我國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一)刑事和解在我國有深厚的思想基礎。
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具有“化干戈為玉帛”的文化底蘊,從我國古代大思想家孔子所言的“禮之用,和為貴”到董仲舒宣揚的“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張載的“天人合一”思想,都表明了追求和諧的良好愿望。現實生活中,普通百姓比較厭訴,不到迫不得已不上“公堂”。糾紛發生后,奉行“和為貴”,大都希望通過和平的彼此能接受的方式解決,盡量不要傷到和氣,問題解決之后相互間關系又恢復如初。“冤家宜解不宜結”這一扎根在每個中國人內心深處的傳統思想觀念,其實是與刑事和解的理念一致的。
(二)現行刑事立法的規定為刑事和解的構建提供了制度基礎
我國現行的一些法律規定也具有刑事和解的元素。刑事訴訟法第172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00條中規定的調解制度,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2款規定的微罪不訴制度,公訴案件中存在的酌定不訴制度,以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91條規定的予以訓誡、責令悔過、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等微罪不訴處分的替代措施,都具有刑事和解的制度特點。上述規定都已經包含著一些與刑事和解相類似的成分。這就為我國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從立法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政策依據
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經濟發展正進入到高速和平穩發展時期,刑事政策則相應地從以“嚴打”為常態的重刑政策向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轉化。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提出了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強調對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刑事犯罪堅決嚴厲打擊,絕不手軟,對主觀惡性較小、犯罪情節輕微不直接影響社會穩定的犯罪, 則采取輕緩的刑事政策予以從寬處理,刑事和解處理的都是一些輕微刑事案件,這恰與上述刑事政策的精神所契合。
(四)人民調解制度是構建刑事和解制度的組織基礎   
   我國于1954年即頒布了《人民調解委員會暫行組織通則》,1989年實施了《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目前全國建立人民調解組織90多萬個,人民調解員800萬人[4],人民調解活動遍布于城鄉基層社會生活,人民調解制度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化解民間糾紛、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被國外譽為“東方一枝花”和“東方經驗”。 人民調解委員會作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刑事和解,為刑事和解的構建提供了重要的組織基礎。
(五)各地的成功做法和良好效果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實踐經驗。
我國法律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刑事和解,但司法實踐中已經在處置輕傷害等輕微刑事案件的過程中進行了積極大膽的探索。2002年,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制定了《輕傷害案件處理程序實施規則》, 2003年北京市委政法委在朝陽區檢察院《規則》的基礎上出臺了《關于處理輕傷害案件的會議紀要》。隨后,浙江、安徽、上海、湖南等地的省級政法部門相繼出臺規范性文件指導刑事和解程序。據北京市檢察機關的調查研究,在檢察機關作出刑事和解不起訴的案件中,沒有出現任何一方當事人另行提起自訴、民事訴訟、申訴、上訪等情況,也沒有被告人重新犯罪的問題。[5]各地進行的刑事和解的司法實踐取得的良好社會效果,為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積累了不可或缺的寶貴經驗。
三、我國刑事和解制度的初步設計
(一)刑事和解的適用對象
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過失犯、初犯、偶犯。對未成年人適用刑事和解是各國通例,也是刑事司法國際準則對少年司法特殊要求的具體化,目的為教育、挽救、感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過失犯、初犯、偶犯,由于其犯罪的主觀惡性較淺,教育、改造的難度不大,所以也應被確定為刑事和解的適用對象。而對累犯、再犯、慣犯或在服刑、緩刑、勞動教養和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故意犯罪的不應適用刑事和解。
(二)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
我國刑事和解制度適用范圍應嚴格限于:自訴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輕傷害案件,在條件成熟時可推廣到其他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侵害個人利益的輕微刑事案件。對于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貪污賄賂、瀆職案件等侵犯國家利益的案件不適用刑事和解。
(三)刑事和解的啟動條件
一是犯罪嫌疑人的有罪答辯,犯罪嫌疑人承認犯罪行為是自己所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給對方帶來的實際危害。二是雙方都同意且必須出自真實意愿。其中犯罪嫌疑人不能采用威脅或權勢的壓制而使被害人違心放棄自己的合法權益,犯罪嫌疑人的悔罪和賠償及被害人接受和解協議都必須出于其真實意愿,非外力所迫。被害人不能為了報復犯罪嫌疑人而提出不合理或非法的要求。三是屬于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刑事案件。
(四)刑事和解的適用階段
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公安機關對于一些輕傷害案件適用刑事和解的方式進行處理的做法。但我國法律并沒有賦予公安機關對刑事案件的實體處理權,作為偵查機關,偵查后又進行實體處斷必然傷害司法的公正性和權威性,所以建議將和解程序的適用限制在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在這兩個階段,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律師可以向檢察官或法官提出和解的要求,檢察官或法官也可以視案件的具體情況向當事人提出適用和解程序的建議。
(五)刑事和解的主持和監督
檢查機關作為刑事和解的主持機關存在“自己做自己案件法官”的嫌疑,為了更有效地保證調解者的中立性和和解協議的自愿性,建議把主持機關確定為人民調解委員會,由檢察機關對刑事和解的過程進行監督和調控。具體表現為:
在審查起訴階段如果當事人提出和解的請求,經檢察機關審查符合要求的,則委托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檢察機關可以親臨現場或派人在場監督刑事和解過程,也可以邀請與案件有一定聯系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其他組織,或具有專門知識、特定社會經驗、與當事人有特定關系的人參與調解,對調解達成一致的,由人民調解委員會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調解文書,檢察機關再依據調解文書對犯罪嫌疑人做出相對不起訴或建議偵查機關撤案的決定。在審判階段,則由法院召集,檢察機關參與監督,人民調解委員會在庭前主持調解。和解成功的,由檢察機關向法院申請撤回起訴,再做相對不起訴或建議偵查機關撤案。在庭審階段刑事和解的主持人應為法院,由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和進行法律監督。其中,檢察機關對兩個階段的和解協議的真實性、合法性、可行性進行審查以確定其是否有法律效力,對和解協議的履行進行監督,在犯罪嫌疑人未履行協議的情況下終止和解協議的效力、恢復正常的訴訟程序。
(六)相關配套機制的完善
刑事和解制度的實行必須有一系列與之相配套的制度,如引入回避制度,實現調解程序的公正;引入人民監督員等社會監督制度,對調解過程的公正、公開、透明進行監督;建立健全告知制度,使訴訟當事人能了解自己的權利;建立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為經濟困難的刑事被害人提供援助;規范賠償標準,防止受害人漫天要價提出不合理要求;完善社區矯正制度以促使犯罪人順利回歸社會等等。惟有如此,刑事和解制度才能經得起拷問。
 
  參考文獻:
[1]劉凌梅.西方國家刑事和解理論與實踐介評[J]. 現代法學,2001,(1).
[2]陳瑞華.刑事訴訟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國的興起.[J].中國法學,2006,(6).
[3]諸葛陽 陳麗玲 .構建刑事和解制度探討[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6,(6).
[4]陳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 [J],中國法學,2006,(6)
[5] 劉立軍.關于刑事和解制度設計的思考 . http://www.legalinfo.gov.cn 訪問日期:2007-4-20
[6]黃京平 和諧社會構建中的刑事和解探討—“和諧社會語境下的刑事和解”研討會學術觀點綜述  http://www.criminallaw.com.cn/ 訪問日期:2007-2-26.


注釋:
[1]郭小鋒、李旺城.刑事和解不訴制度的倡導與研究, http://www.chinalww.com/
訪問日期:2007-3-18
[2]李微 吉林省檢察院檢察長索維東代表指出:和諧社會需要創新司法制度, [N]檢察日報,2006-3-14 .
[3 ] 陳瑞華. 刑事訴訟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國的興起.[J].中國法學,2006,(6).
[4丁吉生.論人民調解與訴訟的互動和互補.http://www.chinacourt.org
發布時間:2007-2-26.
[5] 同[3 ]
 
作者介紹:
姜濤,男,1979年出生,畢業于河北大學,現河北銘鑒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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